[54]对于美国这两位社会科学家的建议，一方面，美国法学界予以驳斥，反对法学研究中的社会科学帝国主义，并坚定认为，法学研究有不同于社会科学(实证研究)的独特逻辑，尤其是体现在对法律规范和判例教义的诠释上。
那么，如何实证地比较一个地方的司法比另外一个地方的司法更不公正？研究者就通常用两个地方的冤假错案率来进行比较。根据何海波等人的数据分析，已经在中国裁判文书网发布的裁判文书中，仍然有一部分文书存在标识性信息错误，以及文书内容的表达多样化问题。
比如，左卫民[33]、王伦刚和刘思达[34]徐向华课题组[35]等对审判委员会的实证研究就非常有意思，对于当下的司法改革也非常有意义。像其他科学论著一样，一个好的法学研究，通常从一个好的论题开始，在分析已有文献的基础上，开展自己的进一步研究，寻找到扎实的理论或者经验证据，得出自己的结论，来回应本研究的论题。[22]后者是本研究的话题，即便成功解决了，也未必能够解决民间借贷利率规则建构这个问题。[26]参见程金华：《中国律师择业理性分析——以业务收费为核心的实证研究》，《法学》2012年第11期，第143～155页。基于裁判文书网做的研究，有时候我们可以得到海量信息，但未必能得到科学信息。
这是我要归纳的第二类问题，不妨称其为研究要素转换问题。而在另一方面，某两个理论要素之间的论证衔接，通常又依赖于相对应的另外两个经验要素之间的论证衔接。法的功能是法所固有的稳定属性，而法的作用则需常有变动。
{1}183妥协的意愿对于社会规则或者立法这一公共品的产出与提供具有极其重要的、不可或缺的价值。之所以如此，最根本的原因是事物的本性使然。有了第三方，立法不怕争议双方的抗争议论，也不怕僵持不下，因为可求助于无权益瓜葛的、客观中立的第三方。{1}112撇开政治与民意，单从法治与立法角度分析，代议制政府的确存在集体平庸、立法质量堪忧的潜在风险及现实可能。
应当相对独立于个别的利益集团本身，……为不同的利益诉求和原理提供表达、竞争、论证、说服、达成共识的机会。法是秩序，反过来，秩序也是立法的恒定追求。
立法者……不是在创造法律，不是在发明法律，而仅仅是在表述法律，他用有意识的实在法把精神关系的内在规律表现出来。就当前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来讲，第三方立法评估制度的功能是偏向于科学性的证据说明、偏向于民主性的立法参与和偏向于法治性的立法争议中止功能，其中科学性的证据说明功能是主导功能。哈耶克说：法律规则应当旨在有助于型构和维续一种抽象秩序{3}。这主要表现在两方面：其一，使争议焦点清晰化、集中化、真实化。
{7}这样的机会和机制不但要求第三方立法评估产生和发展，同时也要求对第三方立法评估加强管理，杜绝脱离制度功能的行为。法治和立法的精神在于，一切意见和主张在未经理论说服和证据证明时皆应假定为不成立，而不是相反(假定为成立)。作为平台的立法第三方，其宗旨是主权在民(权力来源角度)、国民认可(委托信任角度)、工作做好(规律科学角度)。第三方对立法的评估能减少整个社会进行信息沟通的交易成本，遏制信息流通过程中的信息不对称和不对等，省时高效地找到公约数而达成共识。
{1}115放在当下语境中，第三方及其立法评估、立法起草就是补充或使之臻于完善的矫正物。通过博弈平台达成合意的过程也是争议双方彼此调整的过程。
这是一种认识论的发现真理之途径，即一种通过思考、研究、理性等科学工具来发现真理的途径，而不是通过辩论来形成真理，也不是纯粹以持某种意见者人数多(或发出声音大、占有地位、拥有权力)来确定真理。正如密尔所指出的：当政府掌握在一个人或几个人手中时，民众总是作为一种对抗力量而存在着，……他们的意见和感情对于一切由于信念或利益的矛盾而反对统治者的做法的人是一种道义的甚至是一种社会的支持。
第三方立法评估必须能看得见，仿佛在玻璃箱子里操作，拒绝黑箱作业。四、第三方立法评估的主导功能——科学性 第三方立法评估制度的功能在理论研究上有内部和外部功能，在实践操作层面应重视证据功能、公开功能和平台功能，当前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则要求第三方评估发挥偏向于科学性的证据说明功能、偏向于民主性的立法参与功能和偏向于法治性(规则性、程序性)的立法争议中止功能。就立法外部的社会影响和立法相对人而言，可发挥评论遏制、咨询研究、监督引导等功能。随着法治国家、法治政府和法治社会的一体推进，我国立法质量的提高越来越由宏观走向微观，从抽象谈论走向具体设计，从立法前走向立法后，甚至立法直接服务于当事人和受影响者的精细化、个性化需求。二、第三方立法评估的外部功能 第三方立法评估制度的功能，就立法外部的社会影响和立法相对人而言，也主要有三： 1.评论遏制功能。不再是本身亲自来做事情，而是提供时空环境选择出合适的人来做事情。
第三方立法评估所聚焦的证据更多地带有科学性、规律性、智慧性的成分，第三方立法评估更多的是站在权益共同体角度思考证据、从契约达成角度聚焦证据。立法第三方还可将理论研究成果运用到实践活动中，用理论研究指导实践操作，回头又由实践反哺理论，理论再指导实践，形成螺旋式的上升过程。
公共理性程度受制于社会的民主程度、公民的公共精神和法律的公共理性。马克思指出：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
解决的途径就是通过第三方立法评估这一博弈平台来达成合意。立法出现僵局而暂停或久拖不决，是现代民主立法过程的正常现象，系民主价值取向使然。
从理论上深究，法的功能和法的作用是形式上相似而实质上有别的两个事物：法的功能是法所固有的内在属性，而法的作用是被赋予和设定的。第三方立法评估的过程实际上也是受立法影响的所有个人和组织相互学习、相互影响的过程，因而也是一种彼此调整自身和适应对方的过程，只要是在和平的立法框架内解决问题而非在暴力的血腥下解决问题。不仅应参与立法，还应实现参与立法的有序性和有效性。在现实意义上，当双方力量相当、趋势不明时，民主表现为吵吵闹闹而无公共理性、各自主张各自权益而无法妥协和关照对方，同样产生不出统一的立法意见。
第三方的调查研究、理论说服和证据证明等，可使争议焦点清晰化、集中化、真实化。当立法久拖不决时，面对矛盾焦点，可求助于第三方立法评估这一中介机制，以理性、文明、非暴力的有序方式表达意愿，而不以街头抗议等容易引发骚乱的方式表达意愿，这有利于立法过程理性地、正当地配置资源，划分权利与义务，既容纳民意，又通过秩序化、中介性的方式达成一致。
密尔指出：一个团体能比任何个人做得好的是对问题的考虑。【摘要】 在理论研究上可将第三方立法评估制度的功能分为内部功能和外部功能。
但办法总比困难多，密尔在担心代议制政府朝向集体的平庸{1}112之同时，也提出了解决之策，至少是应对思路，即重视立法知识、少数人教养等在代议制政府中的作用：只有在有教养的少数这部分人中才能够给民主制的多数的本能倾向找到一种补充或使之臻于完善的矫正物[38]陈志武：《陈志武说中国经济》，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54页。
[41]张志铭：《法治是国家和社会竞争力的核心要素》，《中国司法》2007年第2期。[25]魏枫：《新常态的技术进步视角解读》，《经济学家》2015年第8期。[17]吴木銮：《香港：法治是摸不着的竞争力》，《南风窗》2008年第17期。法治竞争力形成的原因和前提是法治适用主体的多样性和法治适用水平的差异性，法治适用主体可以是一个国家、一个地区或某个企业等多个不同主体，法治状态水平的差异性，是指不同主体在法治适用中所表现出来的法治各环节状态水平是有高低不等的差别的。
[17]因此，通俗地说，法律是教人们更好更快地赚钱的，良法善治能够成为提高效率以便创造财富的发动机和保护伞。[3]波斯纳：《为经济发展构筑法制框架》，陈炜恒译，《经济法研究》(第1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55页。
在新常态发展竞争中作为制度性要素的法治应该成为一个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营造良好的法治营商环境，是我国每个区域或地方未来的核心竞争力，谁抓住了这个战略机遇期，谁就会在未来的开放发展和区域发展的竞争中取得优势，谁没有能够在认识和行动上跟上步伐，谁就可能在今后的竞争中甘拜下风，拥抱经济发展新常态，必须让法治环境成为经济竞争发展中的核心要素。经济新常态就是当代中国经济正在从以前的非常态快速发展回归到经济的一般性和普遍性的常态发展轨道上来，所有经济活动都应当更加遵循常态的市场经济发展规律，市场经济发展的一般原理同样适用于经济新常态的发展方式，进入经济新常态就是建设一个好的市场经济，而一个好的市场经济主要是有一个好的市场经济竞争秩序和环境。
核心竞争力 近年来，一些省市相继提出使法治成为本地发展的核心竞争力，如上海市提出使法治成为城市竞争力核心标志，江苏省提出使法治成为江苏核心竞争力的重要标志，广州市提出让法治提升广州核心竞争力，等等。[43]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通过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进而提升法治在世界经济舞台上的竞争力显得至关重要，必须努力创造有利于经济新常态发展的国际法治环境，不断提高在国际竞争中的法治软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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